8岁自闭症男孩殒命大理苍山研学路，家属只想为一凯讨个公道，检察院听证会认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近日，8岁男童王一凯在“明日之光”自闭症干预机构组织的研学中走失遇难一案，终于迎来了最新进展。7月14日，大理市公安局出具了《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认定翟某某、杨某、张某某等人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正式移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去年8月9日，王一凯在老师带领下进入大理苍山进行活动期间失踪。8月13日，其遗体被发现。同年10月，大理市公安局向王一凯家属出具了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决定撤销。而涉事机构大理市湾桥镇破壁家政服务部（个体工商户）后续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5万元并吊销营业执照。从最初的撤销案件，到如今案件被移送起诉，这一步，一凯的家人走了太久，也付出了太多。

7月15日，二三里资讯专访一凯妈妈，在一凯妈妈的讲述中，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维权的艰难，更是一个自闭症儿童家庭在过去大半年里，倾尽所有、拼尽全力的爱与痛。

一凯是一个可爱、善良、有灵性的孩子

15日深夜，记者在北京一凯家中见到他的父母，他们正在收拾屋子。大半年的维权奔波，让整个家显得有些凌乱，室内物品有些杂乱，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能强烈地感受到，为了这个特殊的孩子，他们付出了远超普通家庭的爱与心血。在一凯妈妈的眼里，一凯从来不是什么“累赘”，而是一个可爱、善良、有灵性的孩子。

“虽然一凯患有自闭症，但是他真的特别积极努力。”一凯妈妈回忆说，在之前的北京自闭症干预机构里，一凯是唯一一个上课从来没有缺过课的孩子。每天早上机构组织晨跑，他也是唯一一个一次都没有缺席过的小朋友，每次上课都开开心心、非常配合。“我觉着，其实一凯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去和自闭症做斗争，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一凯妈妈说，一凯是在不到3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儿童医院确诊自闭症的。两岁左右时，家人发现他不怎么说话，眼神对视差，叫他的名字有时没什么反应。一开始，家里人还抱着“男孩发育慢”的侥幸心理，直到确诊结果出来，对整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

为了帮一凯康复，一凯全家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像无底洞一样。一凯妈妈坦言，康复治疗在北京收费比较高，按次收费的课一小时就要300多元，按月收费的机构一个月要近两万。虽然国家对自闭症儿童康复治疗是有补贴的，但全家人不想早早地给孩子贴上“残疾”的标签，加上有补贴的指定机构资源有限、师资可能难以保证，家里人商量后就没有给孩子办残疾证，所有的干预费用全部自费。除了常规干预，只要是网上能搜到的、评估后认为安全可靠的辅助方法，比如肠道菌群、功能医学治疗等，他们都带孩子去做了尝试，希望能找到一条能有效治疗一凯的道路。

“养育一个特殊儿童，付出的心血可能是普通孩子的几倍。别的孩子看一眼示范就会的蹦跳动作，一凯要在机构上很多节课才能学会。”一凯妈妈说，但这付出的代价，换来了一凯肉眼可见的进步。五岁时，一凯能说的单字还不超过五个，到了七八岁，他已经能进行基本的生活表达，甚至还会唱歌、背诗，自行车和轮滑也很快就学会了。与其他自闭症儿童比，他的灵性与运动天赋，让一凯全家人和老师都坚信：一凯以后一定能康复。

为了这份希望，年近70岁的姥姥和将近80岁的姥爷，成了全家最坚实的后盾。一来凯妈妈回忆，北京的大多干预机构离家较远交通不便，公共交通单程就要两三小时。两位老人风雨无阻的接送一凯，有时一天要往返两趟。只要一凯没有生病，就坚持送一凯去治疗从不请假，两位年迈的老人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四五年。

后来决定去大理，也是姥姥姥爷亲自陪同。一凯妈妈哽咽道：“大理海拔高，我妈肺不好。但他们觉得大理的户外环境对一凯好，就义无反顾地陪着去了。只要为了孩子，两位老人无论做出什么样的牺牲都愿意。”

事发当天老师临时改变路线

为什么会选择大理？一凯妈妈坦言，因为北京的干预机构大都在室内，教学偏桌面化，孩子学了很难泛化到生活中。后来，她在小红书上看到了这家名为“明日之光”的机构广告。对方宣传的“生活化教学”，带孩子去菜市场认蔬菜，在大自然里爬山、玩水，利用大自然做天然的感统训练，一下击中了一凯妈妈的痛点。

“一凯喜欢山水，试课的时候，大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孩子明显放松了下来，玩得特别开心。我们做家长的，只要孩子愿意向世界打开心扉，就觉得一切都值了。”一凯妈妈说。

2025年5月，一凯正式进入该机构，但一凯妈妈不知道的是，这家对外宣称要做“全国最好机构”的场所，在政府后来的调查中，被证实仅仅登记为一家“家政服务部”的个体工商户。

据报道，这家名为“明日之光”自闭症干预的机构，其工商登记信息为大理市湾桥镇破壁家政服务部。记者从天眼查上查询获悉，大理市湾桥镇破壁家政服务部成立日期为2025年1月7日。天眼查信息显示，2025年11月10日大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大理市湾桥镇破壁家政服务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金额5万元，吊销营业执照。处罚事由为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为。

一凯妈妈告诉记者，去年报名时他们并没有签署合同，也没有签风险告知书，直接微信交的钱。但当时有反复叮嘱过老师：“一凯容易乱跑，看到喜欢的东西会自己跑过去，不会报告，你们一定要看好他。”机构也曾向她及家属承诺，外出所有路线都经过多名老师踩点，安全可靠，师资配比也是绝对安全的“N:N+2”。

然而，2025年8月的那个下午，悲剧在一连串的失职中发生了。

一凯妈妈回忆，事发前一天，机构将第二天研学路线告知了她，但在事发当天，研学老师却在走到半山腰时，临时起意改变路线，带孩子们走入海拔更高、路线复杂的苍山深处去采菌子。本该配备5名老师的队伍，当天实际只有4名。“我们事后了解到，临时更改的路线，似乎连带队的老师自己都不熟悉。真的不敢想，他们怎么这么胆大？他们一再承诺的固定路线就这样被随意的更改和无视。”

“苍山有多危险，大理本地人都知道，不能随便上苍山。我们外地人不知道，他们本地的机构和老师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要把一群自闭症孩子带进那样的高风险环境里？”一凯妈妈质问道。

一凯妈妈说，根据他们事后了解，一凯走失了整整40分钟后，老师才察觉。发现孩子不见后，两名老师先是在山上自行寻找了一个多小时，无果后通知机构，机构负责人又带着剩下的人上山找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三个多小时过去，黄金搜救时间被生生延误，机构才选择报警并通知家长。

而在事发的前一周，一凯在该路线上就曾被老师弄丢过一次，幸运的是他跑到了大马路上，被好心的司机按照书包上的信息牌送回了机构，然而，机构对于那次弄丢孩子完全隐瞒了家长，也没有引起他们内部充分的重视，无视这些孩子的安全问题，导致出现了这场悲剧。

而就是出事的那天，一凯爸爸为了给孩子一个惊喜，特意请了假，正在赶往大理的路上。他原本规划了好多等一凯下课后去玩的景点，却没成想，到大理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孩子丢了。见到孩子的第一面，却是孩子冰冷地躺在殡仪馆里。

搜救的那几天度秒如年

得知一凯走失消息后，一凯妈妈和很多亲人迅速赶到云南大理，投入到了漫长的寻找中。在搜寻的那几天，一凯的家人全部挤在山下的防火站里。“那几天，是我这辈子最煎熬的日子，不是度日如年，是度秒如年。我们谁也不想走，就想第一时间听到一凯的消息。”

那几天大理天天下雨，山林里阴冷潮湿。一凯妈妈说：“一想到下雨，一想到我儿子一个人在山里淋雨挨冻，那雨水就像刀子一样，一下一下扎在我的心口上。”

经过几天的搜寻后，搜救人员在苍山深处找到了王一凯的遗体。

得知噩耗的那一刻，强撑了五天的姥姥、姥爷瞬间垮了，一凯姥姥、姥爷直接病重住院。一凯妈妈说，孩子的姥姥姥爷现在已经搬回了老家，因为在北京的屋子里，到处都是一凯的影子，两位老人根本无法面对。“一凯是这个家的核心，是全家的精神支柱和快乐源泉。一凯姥爷说，一凯一走，这个家就彻底坍塌了。到现在，我和他爸爸都觉得生活没有了希望，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到一凯出事当天，他的课只剩十天就结束了，结束后本来马上就能回家了。爸爸去接他，给他带了好多好吃的，还规划了好多好玩的路线，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去了。”一凯妈妈说。

在一凯短暂的8年生命里，也留下了很多温暖的瞬间。一凯妈妈说，有时候自己工作累了在床上躺着，一凯看着妈妈想睡觉，会主动跑过来扯过被子给妈妈盖上。“那一瞬间，所有的疲惫都没了。他用他的方式在关心我，他是懂爱的。”

从民事赔偿到坚决追刑

一凯爸爸坦言，在一凯遇难后，事情最初的走向，曾一度被局限在“民事赔偿”的框架里。

“其实事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组织过我们和机构进行了民事调解。”一凯爸爸回忆说，当时因为全家人都还在悲痛中，对机构的责任问题，全家人在法律层面上没有太多的概念，最初谁也没有提及这件事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事发后，一凯家属请了一位民事律师，开始尝试和涉事机构协商赔偿问题。 但调解的过程进行得异常艰难，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

随着对案件细节的深入了解，以及咨询了更多的法律专家，一凯父母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意外民事纠纷。“我们接触得越多，就越觉得不对劲。孩子明明是因为他们临时改路线、看护严重失职才走失遇难的，这在法律上分明已经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了！”

之后，一凯父母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单纯的民事索赔，全力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只是用民事赔偿、用钱来私了这件事，我觉得远远不够。”一凯妈妈的声音异常坚定，“我们必须从刑事上去处罚他们，让机构、让责任人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只有让他们受到应有惩处，才能对这个行业里其他类似的机构起到真正的警示作用！”

从撤案到再次立案，只想为一凯讨个公道

一凯妈妈说，一凯遇难后，涉事机构的态度和警方的初次认定，曾让这个家庭再次坠入冰窖。案件初次侦查终结后，大理警方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认为老师的看护失职与孩子的死亡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刑事犯罪。涉事机构“明日之光”悄然注销，仅由市场监管部门处以5万元的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如果只是民事赔偿，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机构根本起不到惩罚和警示作用！” 抱着为孩子讨回公道的决心，一凯父母开始了漫长的复议和立案监督之路。他们补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相关专家，搜集国内外的类似判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并将相关资料提交给了大理市人民检察院。

今年4月，王一凯父母向大理市人民检察院递交刑事立案监督申请，检察院于4月9日出具受理通知书。同年5月，家属另行提交材料，主张涉事机构及相关人员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公安机关受理后作出不予立案答复。

转机出现在今年7月6日的听证会上。一凯妈妈回忆，“我们是在7月6日听证会的前一周收到大理市人民检察院的电话，对于一凯的案子要举行听证会。而7月6日的听证会上，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告知了多位刑法专家的论证结论。听证会上并未见到刑法专家，检察院是在听证会之前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上就是告知我们论证结果。多位专家在论证后得出结论，涉事人员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很快，7月8日大理市公安局正式立案。7月14日，公安机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一凯妈妈坦言，从正式立案到移送起诉，不到一周的时间，进展快得超乎了一凯家人的预期。“我觉着大理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刑法专家的论证对案件最后能成功立案，是有比较大推动作用。”

7月17日，就大理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多位刑法专家论证的起因及论证会详细情况，记者致电大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工作人员表示，向领导汇报后再答复。截至记者发稿时，暂未收到相关回复。

但直到现在，一凯妈妈心中依然有许多解不开的结：“我们最想知道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从走失地点，走到了最后被发现的地方。那是一个连成人都难以到达的地方，一个孩子是如何到达的。这一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外力的介入？”虽然复原难度极大，但她希望在接下来的司法程序中，能距离真相更近一步。

一凯妈妈说，他们坚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并不只是为了给一凯讨一个公道，更是为了引起社会对自闭症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

“全国现在有好多自闭症儿童，现在针对特殊儿童的户外研学、干预机构，在法律监管、教育安全、配套支持上，还有太多的空白和不到位。我希望我儿子的生命，能给这个行业敲响警钟，能推动国家在法律和监管层面的完善。”一凯妈妈说，“我希望一凯的离开，能以另一种方式，保护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

记者 唐保虎 袁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