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圣故里是严肃公共历史知识，不是地方可随意炒作的文旅流量IP

近年来，山西河津个别人持续散布“司马迁故里在河津而非韩城”的错误历史信息，并于2025年9月在西辛封村竖起“汉太史公司马迁故里”石碑，2026年4月又落成高达18米的司马迁铜像，公然标注“故里”字样。这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以地方利益驱动、以民间名义包装的历史信息混淆与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韩城司马迁祠内的司马迁雕塑

韩城故里说，是千年正史与历代学术共同体的定论，绝非一人之见。河津个别人的一个核心说辞是：张大可先生认定司马迁故里在韩城“只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史学界”。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韩城说的根基远在张大可之前就已奠定，且由历代最权威的史学家群体反复确认。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明确记载司马迁为“左冯翊夏阳人”。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进一步坐实：“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沿此定论，郑鹤声《司马迁年谱》明确称司马迁为韩城芝川镇人，梁启超亦将司马迁诞生地系于陕西龙门夏阳。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顾颉刚主持）及修订本，均以这一历代注疏传统为基准。这不是“个人意见”的叠加，而是两千年正史注疏链条的延续。

竖立在河津市高速路出口违规的高达18米的司马迁雕塑

现当代学术谱系完整而清晰，“张大可个人说”的贬低毫无根据
现当代《史记》研究领域最核心的学者群体，在司马迁故里问题上高度一致，且这一共识跨越了籍贯与地域。
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是古典文献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参与《史记》修订工程并任相关重要职务。2020年在韩城举行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首发式上，安平秋与张岂之等著名史学家共同出席，该活动明确在“史圣故里韩城”举办。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在《史记笺证》等著作中，从汉代政区地理入手指出：汉代河津为“皮氏县”，与“龙门”无涉；韩城地形与“河山之阳”完全吻合。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的《史记导读》作为高等教育出版社规划教材，同样以韩城说为叙述基础。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俞樟华在译注《史记》时，于作者介绍中明确标注司马迁为“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凌朝栋教授作为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明确表示中国史记研究会与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对韩城故里的认定“是明确的”，并直斥河津立碑行为“荒谬至极，既是对文化伟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本意的背离，也是对长期学术共识的破坏”。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山西籍学者的学术选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山西籍）从黄河龙门段的地理方位入手，以“水北为阳”的历史地理论证韩城说。山西大学荣休教授崔凡芝先生（山西盂县人）长期担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其学术研究以“司马迁生于韩城”为基本前提，并未因籍贯而曲从乡曲之私。山西史学泰斗刘纬毅先生同样跳出地域本位视角，明确否定明清方志衍生的“河津故里说”，坚守“司马迁为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的史学定论。山西籍学者尚且尊重史实，河津少数人以“山西人”之名行争夺之实，恰恰是对山西学术传统中实事求是精神的背离。
至于景梅九先生，这位山西安邑籍的辛亥革命先贤，早在《龙门直渡 忆司马迁》一文中就对河津争夺司马迁之举有所批评。先贤已逝，其文俱在，后来者不应佯装不知。

河津西辛封村竖立的司马迁雕塑和碑

所谓“故里碑”与铜像，是违法违规建设，不是“村民私事”
河津方面对2025年立碑的回应是“老百姓给自己的祖宗立碑是自发行为，政府不干预”；对2026年18米铜像，则称系“村民私事”。这一辩解在法律上不能成立。
根据中办、国办相关规定，新建历史人物塑像等纪念设施须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住建部2020年文件规定，高度超过10米的大型雕塑须履行立项、规划、用地、施工许可等全套程序，重大历史题材雕塑还须经严格审查。西辛封村铜像总高18米，地处京昆高速河津出口附近公共空间，具有天然的地标属性与“权威性”，却未见任何立项、规划、文物论证与审批手续的公开信息。“村民自发”不能豁免法定审批义务，“民间捐资”更不能成为规避监管的挡箭牌。 在公共空间以大型纪念设施固化一个被主流学界否定的“故里”叙事，不仅误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认知，更直接冲击以韩城司马迁祠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的国家法定文保体系。
混淆历史信息与违规建设叠加，危害远超出学术争议本身。
正常的学术分歧可以讨论，可以争鸣。但河津个别人的做法具有明显的不同性质：先以民间名义在公共空间制造“既成事实”，再用“个人意见”论贬低学术共识，最后以“政府不干预”消解监管责任。
18米铜像是在误导谁？ 它误导的是每一个途经京昆高速、抬头望见这尊巨像的普通行人，让他们误以为这就是被学界公认的史圣故里；它误导的是尚未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青少年，让他们在教科书之外接收到一套与主流学术定论相悖的“地方版本”；它误导的是依赖公共标识获取历史知识的广大公众，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以讹传讹。
更为深层的是，它消解了历史文化的公共严肃性。司马迁作为《史记》的作者，是华夏史学体系的核心标志性人物，其故里地望是严肃的公共历史知识，不是地方可以随意炒作的文旅流量IP。这座铜像用18米的夸张体量刻意制造视觉冲击，本质是把严肃的历史文化异化成地方博眼球的宣传工具，消解了史圣文化本身的厚重感与严肃性。当“故里”可以靠体量竞赛来争夺、靠先建先立来固化，历史研究的求真精神便被架空，公共历史教育的根基便被侵蚀。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历代史家已用连续不断的注疏和考证回答了“龙门何在、夏阳何属”。韩城说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而是班固、张守节、王国维、郑鹤声、史念海、刘纬毅、安平秋、韩兆琦、张大可、俞樟华等几代学者共同守护的学术定论；其中既有陕籍学者，也有晋籍学者，他们的共识建立在文本、地理与考古证据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乡谊与利益之上。
河津个别人若真对司马迁怀有敬意，就应当停止在公共空间制造错误历史标识，回到学术讨论的轨道上来；有关方面也应当依法审视相关纪念设施的审批合规性，而不是以“私事”之名回避监管责任。历史定论不容混淆，法治底线不容突破。
华商报记者 赵雄韬